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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0324/6278256.html[/center]
[center][h1]藝術教育視角中的畫家普文治[/h1][/center]
作者：吳戈(云南藝術學院院長)
一、勵志成人者：成就于苦難但不屈的奮鬥人生
云南三江並流，還有滇池、洱海、撫仙湖、程海、瀘沽湖、杞麓湖、異龍湖、星云湖、陽宗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孕育了高原獨特的湖泊文明，形成了與海洋文明、江河文明不同的文明樣態。在這樣的文明環境中，自給自足的農耕文明，孕育出了具有樂天自守、知足恬淡的文化心理和天資聰慧、勤奮靈巧的高原人群。
在云南省彰顯歷史文化名城內涵、打造文化大省名片的過程中，各地紛紛回溯歷史、盤點名人，讓世人看到了湖泊文明的燦爛和人才的陣容，普文治就在這樣的陣容群體當中。在長長的名單中，應該迅速補上一個名字──普文治。長期偏居江川縣城又遭受過太多的運動沖擊的他，不是那種大紅大紫或者風靡一時的名人，但是，他的藝術成就，他與云南藝術教育緊密相連的生命軌跡，他在底層生活的狀態中播撒的藝術種子，絕對應該進入云南歷史文化的人物篇。
普文治，1921年生，1988車禍溘然辭世，享年68歲。以長壽的中國國畫家群體看，他稱得上是可惜可嘆的英年早逝！他自己有一句對仗工穩的題聯：兩海相交魚不往，孤山獨坐虎難行。這是對他所生活的山水環境的一種客觀描述，“兩海”就是一山之隔、一河相連的撫仙湖與星云湖，當把大面積水域的高原湖泊叫做“海”的云南當地人稱之為“江川海”。“孤山”，指撫仙湖216平方公里浩淼煙波當中的一個湖中小島。歷來詩人借景生情，取景寓意，這兩句詩，其實是普文治先生的人生寫照：一條斷水阻隔的龍！一衹孤山困住的虎！
普文治先生的人生蹭蹬，絕不僅僅是他的生命因車禍的戛然而止這一次突然的不幸，而是布滿了他的整個人生過程。他用頑強的成長和精美的成果，向世人昭示一個創造了藝術奇葩的藝術家的勵志人生。對於一個以藝術人才培養為己任的教育者來說，筆者從普文治先生充滿了苦難與挫折的藝術人生中，所看到的、能點燃許許多多有追求的人的，不僅僅是一個造詣上達、功力深厚的畫家的色彩筆墨、意趣構圖，而且是他人生閱歷中顯現出來的那種沉默的堅守、淡定的氣度、內斂的自信和圓融的恢宏。
普文治出生在山清水秀的江川縣，成長在撫仙湖、星云湖、陽宗海星羅棋布，水系河汊縱橫的一片畫山秀水之間。自然浸染固然重要，但是人文影響更加重要，在家庭環境的影響下，發蒙早，誦詩文，自幼喜愛書畫，性喜觀察自然，肯于勤學苦練。人文啟蒙，讓他聰慧的心靈能夠敏感于山水的秀美與詩意，能夠讀懂沉默的山、波動的水、氤氳的云、嬌艷的花、靈性的鳥，組合成一個和諧內心的美妙世界。這在後來的繪畫里，可以看到普文治先生的獨具慧眼與獨具詩心。
二、學習成才者：云南也是中國美術教育發展期的琢玉
根據云南省檔案館現存的云南教育歷史資料記載和證實，最早在1907年前後，取法西方、學習日本的云南近代教育末期已經或多或少在公立學校設立的藝術通識教育，如當時的云南高等學堂改辦為兩級師範學堂，圖畫和樂歌、手工等作為必修課程設立。1906年開始到1930年間，云南職業教育大發展，如云南針對男子的“半日堂”和針對女子“敬節堂”，後改為省會藝徒學校，女學裁縫、織布、刺繡、巾帽和編物等，男學園藝、印刷之類，出現了最早的現在屬於工藝美術或應用藝術大類的職業藝術教育﹔宣統元年(1909年)，云南出現了第一所專門藝術人才培養的學校──由云南兩級師範學堂簡易師範的教師周維楨創辦的“女子風琴傳習所”，在他于1908年創辦的“同化女學堂”名下同時設立，屬於私人辦學。
真正的公辦藝術教育學校，是時任云南教育司司長的董澤(留日、美)、云南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陶鴻燾(留美)與大力普及繪畫教育的金碧美術館館長李廷英(留日)合議于1924年2月開辦的云南省美術學校。容200人的校舍，依附高師，1926年獨立辦學。成立之初宣示的宗旨是：“教授美術工藝上必須之技能，養成藝術人才，以供中小學轉科教員及硬社會要求為主旨。” 是師範教育，衹是小學、中學藝術教員培養的定位略有調整。1927年稍有改變，提出“以養成藝術人才，發展社會文明為主旨。” 1929年6月還招收過學制三年的繪畫、音樂、工藝專修班，是一種藝術通才培養的方式，培養藝術教育人才。前後四任校長，1930年2月停辦。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云南省教育廳廳長龔自知1935年到南京匯報云南教育發展，感受藝術教育的重要，回滇後積極籌備，于1936年報省政府批准成立昆華藝術師範，設立音樂、美術、戲劇電影科，針對云南奇缺的藝術人才展開培養計划，有了一個多藝術學科的專門化學校，較之10年前的云南省立美術學校，有了更規範的辦學意識，有了更強的師資隊伍。
資料介紹中1938年畢業於這所學校的普文治先生，實際上趕上了云南藝術教育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在昆華藝術師範學校，少年普文治廢寢忘食，勤學苦練，為著表達天資稟賦的慧心，苦練手眼一致、形意相宜的硬功。
從昆華師範學校畢業後，恰逢在抗日戰爭烽火中流亡的國立藝專前來昆明。據資料載，國立藝專是北平藝專和杭州藝專在一路向西流亡途中合併于湘西沅陵，兩校教師合力，加上不斷延聘的專才大師，國立藝專到達昆明之後，可以說是人才集一時之盛，當時的國立藝專，兩校合併後設有五個科：國畫、書畫(一說有西畫、國畫，合併後調整科目合為繪畫)、圖案、雕塑、音樂。著名教授有：林風眠、潘天壽、劉開渠、李超士、李可染、李劍晨、王臨已、呂霞光、張振鐸、李劍晨、蔣仁、吳大羽、吳?之、關良、常書鴻、方千民、龐薰?、李有行、陳芝秀、王曼碩等。滕固任校長期間在延聘師資方面為學生提供給當時條件下最好的教師隊伍，曾努力請梁思成到藝專做教務長，未果，轉請傅雷任教務長。與此同時聘請西南聯大著名教授學者如潘光旦、馮友蘭等到校授課，藝專的學生在顛沛流離與敵機轟炸的生活狀態里、在物質條件窘迫萬分的饑寒交迫中，有了這樣的教師陣容扶持與文化人格浸染，真是“不扶而直”。
此外，中西合璧的學風，雅俗相通的氣脈，成為藝專辦學的另外一個特點。自由學風，獨立精神，尤為突出。特別是潘天壽任校長期間，對中國畫尤為重視。可以說，理直氣壯地講傳統繪畫，真知灼見地說國粹精髓，是潘天壽先生修編《中國繪畫史》強調和確立中國傳統美術在現代中國美術教育中地位的壯舉。實際上，無論是對中國美術教育的發展歷程的影響，還是對學生文化人格的浸染，國立劇專在云南的辦學(昆明、呈貢安村和晉宁)，是十分重要的。
普文治在這樣的氛圍中成長，國立藝專的辦學思想、藝術氛圍和美學倡導，對他的審美取向、藝術追求乃至人生態度，都具有鑄定性的影響。他後來的山水畫中那種人文情結，那種古意幽情，那種純然無染的境界，那種詩意畫境，是與早年的詩文熏陶、受藝術教育後的思想鍛造與人格養成緊密聯繫的。畫為龍，詩點睛，書披甲，印定神。中國畫的詩意畫境、書彩印神，聚合的藝術創造基本功顯現，普文治先生都柔鋼繞指了。幼年的家學根底、誦讀詩書，種下了最初的文化因子，一定程度上也對他後來到發展具有一定程度的規定性。他對潘天壽先生的膺服，與早年古詩文奠定的文化意識與美學情調有關。如果說，昆華藝術師範很大程度上讓普文治解決了繪畫技巧技能的基本功問題，那么，在國立藝專，他主要就是深研精進、淬火成鋼了。畢業後游歷名山大川，使他在“師法自然”當中校對驗證了學校知識，這為他後來厚積薄發的創作奠定了最初的基礎。從2001年出版的那本畫冊看，早年的學習經驗釀成文化心態，彌散在他的畫家審美內容與個人表達方式中。
必須強調，在云南本土的藝術教育發展與流亡學校的藝術、文化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像普文治這樣的人才，像是萬千痛苦磨礪中結成的晶瑩珍珠，又像是千雕萬琢成為寶貝的玲瓏玉器。若是沒有動蕩歲月，沒有無知生活、粗暴歷史對文化藝術的嘲弄、玷污與毀滅，他本應該在云南藝術教育的平台上熠熠生輝的，而不至於被埋沒多年。
三、身教成師者：藝術教育的民間耕耘
普文治生不逢時，沒有趕上祖國強盛的時代，據說他本來有機會到潘天壽領銜的藝術院校任教的機會，也被政治運動粗暴地割斷了機緣。在筆者聽說他的事情，與同事談論並頗多感慨的時候。云南藝術學院副院長、版畫家郭浩輕輕說了一句：“我們小時候對藝術的向往就是從跟著普文治學畫開始的。”
這句話讓筆者突然想到要了解這么個命途多舛的藝術家在落魄的日子里是如何生存的。隨著資料的查找，筆者發現了一種新的思考與觀察的角度，那就是普文治先生在被剝奪了展示藝術才華的大平台後，在家鄉的小縣城里平靜生活中所作的“藝術教育的民間耕耘”。某種意義上講，這體現了文人山水當中的那種自洁、自愛、自珍、自守、自在的文人情懷。繪畫時寄情山水，托志詩文﹔面對人生苦難與社會現實時，就是人格志趣的實踐了。像個歸隱名士，普文治先生開個字畫店，寫對聯，印字畫，刻印石，生活找補之余，單位私人相托，他有求必應，不厭其煩。
業餘生活的教孩子學畫，偶爾有機會到學校代課，都是普文治傳播美、宣傳美的機會。云南藝術學院郭浩教授實際上在考入云南藝術學院念書之前就已經小有畫名，因為繪畫能力被玉溪市花燈團擔任舞台美術工作﹔還有一個叫李水生的畫家，也曾經是普文治的學生，已經在畫廊有不錯記錄了，仍不忘提及老師普文治。還有畫廊里被稱為畫壇企業奇人的吳敗，他稱自己自幼跟隨哥哥從著名山、花鳥畫家普文治學畫，頗得真傳，那就是吳氏兄弟，還有書畫家王寶發、玉溪文化局的龔存德，也有文章提起普文治的民間教學。有一個“70”後網友在人才網上宣稱：“專業中國畫家，書畫教師，4歲學習書畫，在玉溪有十年書畫教學經驗，本人書畫作品自成一家，云南著名畫家普文治的學生”云云。
最感人的是，一個叫普留生的網友，記述了自己前前後後三次與普文治先生接触的四件往事：一次是普文治到普留生所在的中學寫“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事，二是“代寫畢業留念筆記簿留言”的事，三是畫“學習雷鋒連環畫”的事。四是“保存印花枕套結婚志喜”的事。
普文治原來是江川中學的學生，15歲第一次見到普文治先生的時候是1963年。當時的普文治正在43歲盛年，但是，原來曾經任教于江川中學的他已經被迫離開了學校。普留生見到他出現在學校，是因為學校需要書寫毛澤東同志給抗大的題詞“團結、緊張、嚴肅、活潑”8個大字。因為沒有人寫得出像樣的書法字體，衹好將被掃地出門的普文治請了回來。普文治先生不緊不慢、從容不迫地寫完，將牌子立正安妥，還忘不了對圍觀的學生訓導一番，講述8個大字的精髓，講述美術字體的常識，等等。完全沒有一個背時倒運者的怨天恨世和失魂落魄，倒是顯得對學生訓導、精神引領域藝術熏陶的機會有點依戀。8個字，一星期，走的時候手提帆布包決然離去的“矯健步伐”，留給普留生在內的圍觀學生的是不舍。
一年後，普留生初中畢業。為了用藝術字體寫下珍重的畢業贈言，抱著一摞筆記本去找普文治先生。普文治先生不但一絲不苟地幫一個一面之交的少年寫完筆記本，還怕年輕人等時間長了，就拿自己畫的《學習雷鋒》連環畫給普留生看，讓年輕人一步步知道藝術的天地廣大，服務社會領域的多面，美化人生的多用。
五年之後，已經成為小學附設初中班教師的普留生，因為要完成生產隊交給的做一面“農業學大寨”的流動紅旗，去縣城裁縫印花社買布的時候，意外見到了正在社里工作台上忙著設計圖案的普文治先生。請普文治先生幫忙，自然還是分文不取，一絲不苟。完成流動紅旗的製作任務後，普留生看到了普文治先生在印染布上的作品：“這些作品多為花鳥草蟲，均用油彩印染而成，色彩鮮艷，格調高雅。有艷麗爛漫的芍藥牡丹﹔有具君子之風的秋菊春蘭﹔有喜鵲紅梅報春圖，有松鶴延年圖等，琳琅滿目，異彩紛呈。其中有兩件更令我陶醉。一件是黃鸝啼春：兩衹小黃鶯微張雙翅站在桃花燦爛的枝椏上得意鳴叫，其中一衹張開烏黑的小喙，鮮紅尖細的小舌片露了出來，神形畢具，充分表達了春光明媚萬物生機勃發的深刻意境。另一件是蜻蜓點荷：碧綠肥大的荷葉上留下几滴晶亮碩大的水珠，嬌嫩艷麗的數朵荷花加上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被細長的花梗頂住，婀娜多姿，亭亭玉立，一衹瘦削的紅尾黑腹藍翼蜻蜓伸長纖細的足靜立在那蕾的尖頂上，妙不可言，儼然‘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站上頭’。兩件作品深深打動了我的心弦，愛不釋手。我當時就買下了這對枕套，直到1972年結婚時才拿出來使用。”
在最底層的生活中，普文治先生保持著一個文人藝術家的人格尊嚴與文化涵養。
在最粗陋的生活中，普文治先生保持著一個文人藝術家的審美意趣與藝術精致。
在假丑惡得橫行、真善美受凌辱的情況下，普文治先生選擇忍辱負重、抱璞守望。沒有放過哪怕一點點機會去解釋美、去誘導能夠感知美的心靈和能夠發現美的眼睛。
如果，藝術教育的真諦，就是培養“美”的心靈、訓練對“美”認同、敏感、能分析、會欣賞、善于創造的身手的話，那么，即使離開講壇，普文治在民間生活不放棄每一點滴機會做“美”的宣傳，做到了“不墜其志”地堅定、堅韌和堅守。
從生活得到很少，回饋社會很多。普文治先生是一個平凡但是偉大的奉獻者。在晚年迸發強力的生命意志所創作的山水畫、花鳥畫、書法和金石印刻，給社會留下了他心中的“美”。在2011年10月14日舉辦于中國國畫院的座談會上，有兩個江川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退役將軍動情回憶老師，其中一個聲音哽咽地說：他和老伴學生時代見證了普文治先生的人格人品。老師的人品就是真善美，當時身處困境的普文治先生在學生們、鄉親們心裡居于崇高的位置。
用普文治先生的學生龔存德的回憶文字來結束這篇文章也許更有說服力：“普先生乘鶴西去已經十多年了，但他的一本書畫作品集，卻一直呈現在我的案頭，那秀美的山水、花鳥、篆刻背後，總是隱現著先生那熟悉而親切的面容。普先生是我小學和初中時的老師，他教我們自然、地理、音樂和美術。先生的多才多藝和和藹可親，令他所有的學生由衷地敬佩。那時我們還在懵懂年齡，還不能深層次認識到天天站在講台上面對我們的，竟然是一位頗有成就的書畫大家。畢業之後，我曾在不同層次的書畫展覽館里多次看過他的書畫作品，也聽過不少人對先生的稱道。2001年冬，我在云南省博物館他的書畫作品展中，讀到了他的大部分作品，並如獲至寶得到了一本裝幀和作品都十分精美的《普文治書畫作品集》(中國美術出版社出版)。多年來，我反復閱讀，再三品味，至今仍不釋手。”
藝術教育，不僅僅在博物館、美術館、繪畫教室，可以在任何能夠啟迪人的心智向“美”開放的時間和空間。成師，言傳重要，身教亦然。“桃李無言，下自成蹊”，普文治先生的一生這樣告訴我們。
注釋：
紅帆。云南近現代藝術教育探源[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9：26─29，170.
普留生。普文治先生給我留下的印象。玉溪網。
龔存德。閒話三題[J]。星云.2006年41、42合刊。
(2012-03-28 1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