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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h1]百年漫畫台日情結[/h1][/center]
更新日期:2010/12/27 02:57 莊亞蘋
工商時報【莊亞蘋】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部漫畫，不論是50年代的諸葛四郎、60年代的阿三哥與大嬸婆，還是70年代的小叮噹（哆啦A夢），一部部不同的漫畫，與伴著青梅竹馬的玩鬧、懵懵懂懂地度過兩小無猜時期的孩子們，在歲月裡烙下深淺不一的痕跡。
漫畫對許多人來說，只是休閒的代名詞，但是漫畫在歷史上的意義，卻令人不可小覷。
日據時期 用「畫」說時事
1895年日據時代開始，1899年發行《台灣日日新報》，其中不時利用誇張逗趣的插畫，介紹台灣特殊的風土民情。日籍畫家國島水馬每年都畫一副他眼中的台灣，現在則收錄在《台灣漫畫年史》中。雖然角度是日本人的，但也多少成為日據時代考據的參考。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許多領土變成了租借地，在外國文化刺激及內憂外患之下，租借地成為政治化外之地，更是漫畫家的天堂，尤其上海灘融合新舊文化，開放思想刺激著中國人，政治諷刺的漫畫便如野火般蔓延起來。如中國漫畫之父豐子愷等人，即利用幽默諷刺的方式，畫出中國懦弱的情形。
光復時期 政治宣傳畫崛起
但漫畫也被政治利用來宣傳黨思想。現今85歲的李闡，在青年時期參加了國民黨政工系統，利用寫實的漫畫手法宣傳，藉以號召有志青年加入國民黨對日抗戰。即便國民黨在民國39年撤退來台後，政治宣傳圖對國人的影響依舊沒有消退。
政治力無遠弗屆，漫畫必須跟著政策走，但是再緊密的石頭，仍有縫隙讓野草鑽出頭。
50年代的坎坷歲月，是漫畫家出頭的日子。「牛哥」（本名李費蒙）的《牛伯伯打游擊》與葉宏甲的《諸葛四郎》是當紅炸子雞，但仔細觀察後不難發現，牛伯伯是國共鬥爭下的小縮影；諸葛四郎大鬥雙面俠，其實是鬥日本文化。漫畫家洪德麟笑說：「當時瘋狂的程度，是媽媽會拿著藤條去書店把孩子抓回家吃飯。」
50年代的武俠漫畫也廣受歡迎。台灣南部的許貿淞以及北部的游龍輝，在當時號稱「南許北游」，將武俠的趣味性及創意性，用漫畫表現的淋漓盡致。相較於以正宗人物的主題的陳海虹及其弟子游龍輝，許貿淞獨鍾於草根性文化，以布袋戲為內容。「當時有人跟我說，布袋戲是中下階層才會看的，但當時布袋戲卻是最貼近百姓的一種藝術。」
那段時期，漫畫家變成令人欽羨的職業，畫一頁漫畫可以拿到30元台幣的酬勞，相較於當時小學老師的月薪5、600元，漫畫家薪資可算是高所得。
然而漫畫家榮景如同曇花一現。1966年台灣教育部公佈「連環漫畫輔導辦法」，作品因為必須經過3個月的審查期，讓不少漫畫家乾脆轉行。漫畫家王平表示：「當時沒有電腦，漫畫純手工的情況下，畫個圖往往費時費工，但只要經過審查修改，又要重畫。」
根據統計，從1967到1977年，年產量從原本的1,685本到962本，此時出版社也不堪聘請漫畫家所付出的高額費用，開始進口盜版日本漫畫，更讓台灣漫畫市場快速萎縮。
70年代 日本漫畫大舉襲台
1975年，國立編譯館開放日本漫畫送審，日本漫畫一下子佔據所有市場。手塚治虫的《怪醫黑傑克》一下子取代孩子心目中的漫畫。1979年，牛哥決定跳出來發行「漫畫清潔運動」，許多漫畫家也群起批判國立編譯館與出版商官商勾結，因此日本漫畫受到遏止，審查制度也跟著停擺。
洪德麟說：「牛哥的清潔運動鬧得沸沸揚揚，相較之下，一樣發生在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在新聞上所佔的版面反而小了。」他決定利用機會舉辦「全國漫畫大擂台」，因此一波生力軍如鄭問、魚夫、朱德庸、王平一一崛起。
1980年代的復甦活力，卻不敵市場早被日本漫畫取代的窘境；有線電視的開放及網路電腦的方便性，帶給社會大眾更多元的娛樂來源，漫畫顯得平凡無奇。「1995年七龍珠在日本的年銷售量有653萬本，隔年卻掉到400萬本，之後銷量更是一年不如一年，當然更不用提台灣了。」洪德麟說。
2002年，在漫畫家紛紛出走國外之際，政府決定推動6年「國家發展重點計劃」輔導文化產業，並將漫畫列為事項之一，利用各類獎項鼓勵漫畫家努力創作。布袋戲趁勢捲土重來，將電視上華麗服飾與聲光效果用漫畫呈現，抓住大眾的口味，更風靡了時下年輕人。
今年11月11日，政府藉由舉辦第一屆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檢視從2002年至2008年計畫成果。相信在政府與業界努力之下，台灣漫畫市場的未來可期。
(2010-12-29 21:30)